平台公告，数字资产推动金融数字化进程

数字化技术，

正在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初秋，西子湖畔，一场全球经济盛宴即将“开席”……

　　当大城市中的居民和大型企业“坐享”各类金融服务，甚至到了对金融服务有些不堪其扰的时候，是半岛体育官网否有人想过，同处一个地球，还有很多人从来没接受过金融服务？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1年到2014年，3年内全球共有7亿成年人第一次获得了金融账户。但在2014年，仍有20亿左右的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在这一背景下，更好、更快地缩短金融服务与需求者之间的距离，成为全球金融领域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9月4日至5日，一年一度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下简称“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其中重要的议题之一。经过此前多轮会议交流讨论，G20各方顺利起草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并将提交G20峰会讨论通过。

　　由于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深入创新实践，以及积极为《高级原则》的制定建言献策，我半岛体育国在全球金融发展规则制定方面拿到了更多话语权。

　　普惠金融致力于消除金融服务的不公平和不均衡。中国缘何为普惠金融加上“数字”定语？此举能为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哪些助力？

　　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大放异彩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远？

　　在全球金融圈里，人们普遍认为，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于1979年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即“GrameenBank”，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是乡村的意思），已经“丈量”过这段距离。

　　格莱珉原本是孟加拉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一家分行，与众不同的是，尤努斯利用这家分行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到了1983年，格莱珉银行正式独立，其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方式自成一体，有时贷款额度只有1美元，但很少有人欠钱不还。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

　　“虽然叫银行，但大厅里没有客户。”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曾经拜访过格莱珉银行。据他回忆，到了工作时间，这家银行里并没有排队办理业务的客户，当他询问“客户在哪”时，银行工作人员给了他一辆自行车，带领他跋山涉水，到农村挨家挨户地“找客户”。“可以说，为了打通金融服务这‘最后一公里’，格莱珉付出了沉重的成本。”唐宁这样说。

　　下高楼、上村庄，脱西服、变“泥腿子”，格莱珉银行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样本。而要以更为便捷、公平和低成本的方式，服务更多小微企业和普通人、甚至是贫困人口，中国的路子是力挺数字技术。

　　在略显“高冷”的定义背后，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中提出，概括来讲，数字普惠金融是指让长期被现代服务业排斥的人群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一种数字化途径，而“数字化”，则是计算机、信息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相关技术的统称。

　　换成更为通俗的说法，只要一个人拥有一部相对智能的手机，这个人的借款、支付、理财、上保险等金融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取代了格莱珉银行的自行车———即使客户在田间地头，只有他能提供相应的信用证明，很多金融服务在手机上就能实现“一键直达”。

　　数字普惠金融为什么会在中国大放异彩？业界认为有三条必要条件。

　　一是移动终端的普及度。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半岛体育官方网站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超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就达24.5%。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维度。8月26日，在出席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总结中国过去20年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时，谈到的第一条就是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而通俗来讲，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

　　三是相对自由的创新环境。人们常说，自由是创新的源泉，而非压抑。在中国，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业态，近年来在备受各界关注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事实上，促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弯道超车”的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以及中国金融业对系统性风险的较高防控能力。

　　锲而不舍，方能聚沙成塔。

　　“超车”之后

　　中国不会“独享蛋糕”

　　据易纲介绍，这一次提交G20峰会的《高级原则》包括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

　　其中，8项原则分别是：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

　　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作为G20的一员，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经验以及重点关注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也被合理地融入了《高级原则》。

　　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中国能够给全球提供的“样本”有哪些？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携手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模式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从实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高了金融的可得性，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于2015年推出的互联网贷款产品“网贷通”，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小微企业客户发放贷款1.85万亿元。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各商业银行陆续宣布网银转账免费，这也标志着传统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找到了商业可持续点，这也是推动普惠金融的重要保障。

　　另外，数字技术给不少金融服务“烙”上了个性化的标签。比如各种线上支付方式，让很多普通人的钱包“瘦身”。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业态，这些业态依托数字技术，努力服务实体，改善百姓日常金融消费体验。

　　而从监管领域看，无论是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创新，还是依托数字技术诞生的互联网金融业，都在一张逐渐织密的监管大网下有序发展：第三方支付、基金销售、个人征信等业务严格执行持牌经营；快速发展的网贷行业也逐步受到来自监管层和“国字头”自律协会的监管约束。

　　“这一次中国参与《高级原则》制定，体现了G20成员国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肯定。也正因为获得了这样的话语权，我们更应从全球角度，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规范。同时，规则制定之后是要用的，我们要与其他成员国分享经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这样说。

　　金融本质没变

　　各国都要做风控“长跑冠军”

　　从游戏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转换也让国内金融从业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据了解，为使《高级原则》在G20峰会得以通过，国内两大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金服和宜信公司受邀参与了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的课题研究。

　　唐宁用四个关键词描述了《高级原则》的轮廓，即数字化的、可持续的、负责任的以及拥有大智慧的。其中，数字化讲的是技术；可持续与负责任强调的是风险与金融服务创新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担当；而所谓的大智慧，指的是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应秉持刚柔相济的态度，既要坚持底线原则，又不能“管死”，要给予金融创新相应的探索空间。（更多了解：唐宁的四大关键词）

　　而在蚂蚁金服战略研究部资深总监孙涛看来，《高级原则》的披露对数字普惠金融在全球和中国的发展都会产生益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获得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绝佳机会，但推动金融游戏规则创新不是中国“硬塞进去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有必然性。同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也要防范风险，掌握节奏。

　　在梅兴保看来，虽然很多国家此前都尝试做普惠金融，但一些普惠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与过度包装中“走了样”，最终变成了加杠杆和期权化，很多金融“掮客”赚到大钱，风险却让普通人买了单。因此他提出，规则体系制定方面，在加强创新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特别是运行过程监管和信息安全的问题。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并不意味着这项服务没有风险。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要注意一些小微企业借钱成本高于其利润，这种借贷关系不可持续；二是要注意小微企业中也有僵尸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检验和淘汰机制，普惠金融服务必须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来做，只有需求真实，才能控制风险。”王广谦这样说。（备注：文章原发于《人民政协报》，原标题：数字化技术：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转载略有删减）

　　来源：人民政协报

　　撰文：崔吕萍

　　编辑：普惠君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

　　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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